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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10月的一个秋夜，火把的光芒交相辉映，宛如长龙蜿蜒于于都河畔。八万六千名红军主力毅然踏上了西行的长征之路，后方送行的人群中，或有泪水滑落，或有手臂挥动。然而，留在这里的一小部分人，毫无预感地面对着即将降临的绝境。主力离去之后，仅剩下不到两万名红军战士和数万名伤病员，而在遥远的战线上，蒋介石调动的五十万大军正从三面虎视眈眈，整个局面显得极为危急。这对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死胡同，但更让人感到寒意的是那份留守名单——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且激烈的政治斗争。
决定谁留谁走的名单，并非严格依据组织程序，而是在当时中央的权力中心中经历了一番权势的博弈。由博古、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“三人团”表面上掌控红军的一切事务，实际上周恩来对于留守人员的选择仅限于数量，具体的决定权却在博古与李德手中。他们依据何种标准作出选择，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前副主任凌步机曾直言不讳，博古和李德倾向于将他们所认为的“右倾”分子和不遵循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。换句话说，谁和他们意见相左，谁就有可能被留下。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毛泽东无疑是他们的主要对手。讽刺的是，毛泽东起初的确在留守名单之中，博古和李德出于对他坚持的路线的不安，故而试图让他留下，但最后还是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努力下，才得以追随主力离开。
最终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，由十二位领导组成。最初的五人核心包括项英、陈毅、贺昌、瞿秋白和陈潭秋，随后又增加了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、毛泽覃、梁柏台、汪金祥和李才莲。他们成为在这片即将失落的土地上，最高的决策层，承担着指挥红二十四师和防守一万六千多地方武装的重任。这十二人有一个显著的共通点——几乎都曾与毛泽东有过深厚的合作关系。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，无需多言；陈毅在井冈山时期便紧随毛泽东左右，经历了多场艰难的战斗。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在闽西根据地的扎根，使得他们对农村工作和群众动员有着非常深入的认知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看重的重要素质。 rb88官网
将这一批与毛泽东思想高度契合的人士留在危机四伏的苏区，实际上是将他们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与毛泽东的关系被留下，例如瞿秋白，他是党内的老资格，曾主导中央工作的经历使其并不完全被视为“毛派”。项英作为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，贺昌在共青团和军队政治工作中也颇有建树，因此他们与毛泽东的关系，并非如此之近。尽管如此，这一切仍然显得错综复杂，彷佛命运的潮汐在无情地推动着他们走向未知的未来。
